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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小哲学长，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分享山东大学24考研660历史学回忆真题讲解以及分值预测，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各位考研er。
今年660历史综合真题难度比去年要低一点，但是总体的难度是中等偏上一点的。其中，命题规律与以往相比也发生了一些不同。首先是我们以往一般情况下是从周朝、先秦开始考，但是今年是从汉朝开始考的。其次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在世界史方面有一个名词解释，是关于人物的，但是今年就没有了，全部换成了非人物的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部分中国史的五个名词解释难度中规中矩，并不是特别难。但世界史方面第6个名词解释罗马平贵斗争这个题的范围比较广，需要注意一下，避免答的太多导致时间来不及。
然后第7个投石党运动，第8个农奴制新版可能会比较偏一点，第9个杨格计划，第10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属于比较重点的解释。
罗马平贵斗争 在共和国早期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中，平民多次采取撤离运动，即以退出公民公社和军队作为斗争手段，迫使贵族做出让步。其斗争的具体过程： （1）公元前494年，平民举行第一次撤离，获得推举保民官的权利。公元前474年，平民会议获得了承认。 （2）公元前451-450年，制定了“十二铜表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的专横行为。 （3）公元前445年，平民取得了与贵族通婚的权利。 （4）公元前367年，通过了著名的《李锡尼和绥克斯图法案》，对所有平民债务和贵族占有公有地都做了限制，取消军政官，重选执政官，两执政官之一需由平民担任。该法案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胜利的一个里程碑。 （5）公元前326年，通过《波提利阿法》，禁止以人身抵债，实际上废除了债务奴隶制。 （6）公元前287年，平民霍腾西阿被任命为独裁官，颁布了一项法律，重申平民决议对全体公民都有法律效力，标志着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胜利。
投石党运动 1648一1653年法国爆发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运动。因投石器(音译为“福隆德”)在巴黎禁止使用，违者受罚，故其又有反对当局之意。运动分为1648-1649年的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和1650-1653年的亲王福隆德运动。路易十四致力于强化王权和称霸欧洲，为此横征暴敛，起国内不满。1648年初巴黎高等法院提出限制王权的改革方案被拒绝，于是巴黎市民起义，国王逃离巴黎。后政府军围攻巴黎，法院被迫妥协。以孔代亲王为代表的贵族在西班牙军队支持下发生叛乱，后因群众反对及内讧而镇压。投石党运动表明法国还不具备推翻君主专制的条件。
再版农奴制 从13世纪开始，德国农奴制就已开始瓦解，但是到了三十年战争后，德国农奴制卷土重来，被恩格斯称为“农奴制的第二版”。“再版农奴制”在北德及东北德表现最为突出，如勃兰登堡、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及西里西亚等地便是农奴制盛行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农奴制采取最残酷的形式，农奴每周全部时间都在地主土地上劳作，他们只能利用夜晚的时间耕种自己的份地。地主往往用监工监督农奴劳动，农奴被剥夺了大部分自由。农奴制的存在，对于德意志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因为由于农奴制不仅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而堵塞了劳动力的来源，而且也限制了工业品国内市场的扩大。
杨格计划 1929年6月由美国银行家杨格为主席的专家委员会制订的德国赔款计划。1929年德国声称财政濒于破产，无力执行道威斯计划。英、法、比、意、日、美、德等国代表组成以美国财政专家杨格为主席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打算“完全彻底解决赔款问题”的报告。杨格计划的实施，减少了德国的赔款负担，扩大了外国资本对德国经济的渗透，1932年洛桑会议决定德国偿还30亿马克为最后赔偿，但德国从未偿还，杨格计划遂告结束。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49年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而建立的一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1949年4月美国同英法荷等国在华盛顿签订军事同盟公约，公约规定缔约国实行“集体防御”；当缔约国遭到“武装攻击”时，其他缔约国应“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公约于1949年8月24日开始生效。根据该公约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该组织是美国所组织的最大的一个军事同盟，是冷战政策的主要支柱。
史料题
材料题部分，关于赵翼《廿二史劄记》，明代内阁与司礼监（宦官）专权。主要考察关于宦官专权，是以明代的宦官专权为主的。这个在论述题当中，包括我们资料当中是作为重点论述题来掌握的，所以这个并不是特别的偏。
根据上述内容概括明朝中枢决策体制中司礼监与内阁的发展趋势
内阁:明代内阁。明太祖废丞相后，繁剧的政务和大量的奏札自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料理。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境仿宋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由文人充任，批阅奏章，只可备顾问。明成祖即位后，阁臣职能发生变化，内阁之名及阁臣参预机要自此开始。英宗时期阁臣掌握了票拟权，票拟经皇帝批红之后，就成为正式谕旨下发。不过大臣的票拟只有经皇帝朱批之后方能生效，故天下事务裁决仍旧归于皇上，内阁仍只是辅政机构。 司礼监:司礼监始设于洪武十七年，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并设秉笔太监，随堂太监若干。彼时司礼监的职责是“掌宫廷礼仪：凡正旦、冬至等节，命妇朝贺等礼，则掌其班位仪注，及纷察内官人员违犯礼法者”。由此可见此时的司礼监主要负责的还是宫廷礼仪等方面，并未像明朝中后期那样成为举足轻重的宦官衙门。洪武二十八年，太祖朱元璋对宦官部门进行了第二次调整，司礼监排列于内官监后面，仍属于宦官的一般衙门。 明成祖朱棣称帝以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抛弃了太祖皇帝定制的祖制“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公开任用了一大批宦官担任要职，永乐、洪熙年间，宦官掌东厂监京察，守备南京，出镇各地，与此同时，宦官郑和下西洋，可见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明显提高。 司礼监的真正崛起是在宣宗时期。就整体而言宣宗皇帝是位不错的皇帝，开辟了明朝历史上的“仁宣之治”。可是这位皇帝在宣德元年设立内书堂，《明史宦官传序》中公开指出宣宗这个举措是明代宦官专权乱政的根源之一。“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待，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时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虽间有贤者，如怀恩、李芳、陈矩辈，然利一而百害也”。 正统以后，同礼监逐步成为宦官机构的第一署，将宦官衙门的主要权力也逐步集中于司礼监太监的手中，再加上正统以后的明朝诸帝，大多深居简出，不理朝政，更进一步给了司礼监控制朝廷政治的机会与权力，很多没有骨气的文官投入到司礼监太监的门下，也就使得明朝中后期朝风混乱，政局动荡不安，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两者关系:司礼监在明朝中后期，直接形成了与内阁分庭抗礼的局面，《明史职官志》曰：“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从职责上说，内阁票拟的范围是“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司礼监批红的原则是“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讹者，亦不妨略为改正。”这是内图和内监批红的正常原则，此时诸司奏起的批答不仅均由内阁，一般以阁票为定。但在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司礼监太监专权时，却出现了擅改阁票甚至自行拟票的记载，正常的政治秩序遭受到严重破坏。从体制上讲，司礼监的批红是代表皇帝履行对阁票的审批手续，代表的是皇权。 票拟和批红可以说是内阁和司礼监掌控朝局最重要的手段。是构成这两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所在。随着票拟与批红的制度化，出现了司礼掌印和内阁首辅的对柄机要的局面。从而构成了明朝政治结构中相互制衡的两股政治势力。可以这么说，内阁的设立是客观上的需要，而司礼监势力的增长则是出于皇帝主观上的需要。尽管两者所掌握的权力被后人称为有宰相之实，但从制度上可看出，内阁、司礼监都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相权，而是被皇帝成功地分成两个部分，成为明朝皇帝集中皇权的两人政治磅码，孰强孰弱，只能看皇亲倾向于哪边，这样来就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皇权的集中。纵观明朝的历史，权臣或宦官不管如何专权，始终都没有出现过废立皇帝或者改朝换代的局面。相反，当他们的专权超出皇权所能控制的范围时都会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其中的缘由复杂，但内阁与司礼监在政治上的动态平衡作用无疑是造成这样一个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的内阁和司礼监制度取代流传千年的承相制度，标志着我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这是明朝统治者厉行专制独裁的产物。总的来说，内阁和司礼监之间互为限制，既有冲突，也有联盟，而最终以冲突的形式结束。
根据上述内容概括赵翼认为明朝宦官专权的原因，并且评述赵翼的观点
明朝宦官专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政治背景：明朝初期，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防止权臣篡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废除丞相制度，将权力分散至六部，并大力限制宦官的权力。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特别是明朝中晚期，皇帝逐渐变得懒惰，不再过多干预政务，而将更多的工作转交给宦官。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皇帝的压力，但也为宦官专权提供了土壤。 （2）法制缺陷：明朝的高官享有特殊法律地位，有时能够逃避法律制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种法律上的漏洞也为宦官专权提供了可能。 （3）皇帝的个人偏好：有些皇帝特别信任宦官，甚至赋了他们更高的职务和更大的权力。这种情况下的宦官更容易专权。 （4）宦官自身的努力：明朝的宦官通过学习和适应，逐步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并在某些领域拥有了实际的权力，这些变化也为宦官专权提供了基础。 （5）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明朝的宦官制度本身就有利于宦官专权，因为它将朝政分为文官和武官两部分，而武官通常被认为比文官更有权力，且不受宦官的影响。 综上所述，明朝宦官专权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涉及政治、法制、皇帝的个人偏好、外部因素、宦官本身的成长以及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
评述： 第一，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宦官问题。 宦官集团会随着朝代的更迭和历史的演进出现新的变化与问题，历史发展本身具有连续性，汉、唐、明三代宦官及政局情势并非单一、独立的历史片段。封建王朝体系中任用宦官的制度一经实行，便伴随着朝代更迭而延续，这一延续便是无间断的动态发展过程。宦官群体的地位、身份以及权力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了皇权、后dang、朝臣等多方政治势力的状态。在对应的朝代中其先后也会出现发展与变化的态势，而《札记》既考虑到汉、唐、明三代各自宦官问题的独特性，也以发展的眼光分析了宦官问题在三代中的整体态势以及各朝代中宦官势力的先后变化。
第二，以联系的眼光看待宦官问题。 三代宦官虽有各自特点，但总体上属于中国历史上宦官势力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相对整体而言具有有机联系。不仅如此，宦官势力衍生于皇权，而与之具有紧密联系的，主要有皇权、后dang外戚、官僚等，如东汉时宦官势力与皇权、臣僚以及后党外戚形成有机联系；唐代宦官势力与皇权、地方兵权以及藩镇节度使形成有机联系；明代宦官与皇权、官僚等形成有机联系，所以在研究宦官问题时，与其具有紧密联系的群体或势力也应成为研究的对象。而需注意的是，赵翼在《甘二史札记》 中，研究汉、唐、明三代历史时，并非以宦官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他是以探索各朝代盛衰治乱为研究目的，在此目的之下，影响朝代兴衰的主要因素本身具有普遍的联系性，这样客观上使得他的三代宦官研究各自形成严密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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